中国基督教堂建筑风格的演变：从中国风的“寺”到罗马风、哥特式和中西合璧

对于教堂建筑，很多人熟悉的是哥特式，尖塔、城堡和高耸的十字架。然而，不用纵观世界，只是看中国的教堂建筑，就发现风格多样，有哥特式教堂，如上海的圣三一堂，也有罗马式教堂，如上海的诸圣堂，还有外貌为中国宫殿形式、里面为西方建筑风格的鸿德堂，可谓中西合璧。更饶有趣味的是，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教堂的建筑风格是中国风，按中国习俗称“寺”。

“大秦景教碑”的出土提供了基督教在唐代即传入中国的证据，“大秦”指东罗马帝国，而“大秦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当时唐太宗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对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因此景教得以传播，那时教堂采用中式传统建筑形式，按中国习俗称“寺”。

据董丛林教授所写《龙与上帝》一书记载，当时的景教在语言方面多借助于佛、道。譬如其教士通称为“僧”，教堂通称为“寺”，使徒、天使和圣者则称为“法王”，甚至称天父为“佛”，显然都是袭用佛家称谓。但由于景教过于依附当时的唐朝政权和儒道佛三家宗教，而它自身也未在文化层面上扎根，因此随着唐朝的灭亡，景教也随之消失了。

元代基督教较为兴盛，蒙古大汗对基督教十分宽容。当时的基督教堂——十字寺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只是内部的宗教陈设不同。

1294年，方济各会修士蒙高维诺抵达中国大都（北京），并获准在此传教。虽然他的传教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修建教堂、为信徒施洗、翻译部分圣经等等，但这一切并未改变元朝基督宗教最终没落的命运。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当时的基督宗教并未有意识地融入中国文化。

明清时期，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耶稣会传教士相继来华，最初的教堂多沿用民宅、寺庙，或者按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建造，稍微带点西洋装饰，然后立十字架为象征。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就开始自行设计，建筑风格就有了变化。

但后来出现的礼仪之争让基督教的传播受阻，鸦片战争的爆发后，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传教的权利，这时的教堂建筑主要是模仿或者照搬西方教堂的样式。一种是罗马风格教堂，如1847－1853年建造的上海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它是一座罗马式与巴洛克式混合的教堂；上海卢湾区的诸圣堂也是罗马式教堂，建立于1925年，并在2009年进行了修缮。

另一种教堂建筑风格为哥特式，这种样式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信教建筑中都很常见。如上海的徐家汇天主堂就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圣三一堂也是这种风格，局部受罗马建筑风格影响。

哈尔滨教堂建筑则受俄国教堂样式影响，多采用清水砖墙，并用砖砌成花纹，比如哈尔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这种风格。

但除了这些典型风格，教堂也还呈现出中西合璧的样式。比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苏州杨家桥天主堂，教堂从空中鸟瞰，屋面呈十字形构架，但依然具有浓郁的苏州古典园林韵味。

湖北武汉的圣三一教堂也是这种风格，它由美国圣公会于1910年修建，主楼是一座重檐八角亭，顶部有一圆球，亭子的高度与后方礼拜室的高度相同，门脸上是青砖花雕，屋檐上还有用水泥塑的龙首，但它的功能却是教堂。

另外，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也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它最初由法国耶稣传教士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西安门（清代皇城城门，现已不存）内蚕池口修建（其位置大约在现在国家图书馆旧馆对面的国务院办公区内），于1703年建成。这座教堂有四个高高的尖塔，三个尖拱券入口及主跨正中圆形的玫瑰花窗，大堂平面呈十字架形状。但堂前却是中国风格，左右两侧各有一中式四角攒尖黄色琉璃瓦顶的亭子，亭内是乾隆亲笔题写的石碑。

中国的一些教堂本土化特色浓郁，如云南大理的天主教堂，它是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木结构教堂，白族的特色“白”与西方的拱窗紧密结合。走进教堂，北面墙壁布满了古老而优秀的西洋画，南面墙壁被一幅幅俊秀的中国山水水墨画所镶嵌，正面三幅画，中间一幅是教堂的微缩，记载了它的历史和风采。

位于上海多伦路59号的鸿德堂是一座具有中国宫殿式外形的教堂，留下了1920－1930年代中国基督教“本色运动”的痕迹，于1928年落成。该教堂入口处为方形钟楼，钟楼顶部为阁楼式，屋盖为四方攒尖屋顶，房屋外墙青砖砌筑，并有仿木构架的红色水泥圆柱，檐下绘重彩画。室内中厅、侧廊采用券柱、门洞口部分也采用半圆券。建筑外貌为中国宫殿风格，局部处理中西杂糅。

教堂建筑并非只有一种风格，而是丰富多彩的，这是一种教堂建筑艺术多样性的体现，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