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引起了伯格理对石门坎和苗人的关注？

编者按：石门坎是贵州西北角的一个乡镇，一般人未曾听过这个地名，更别说去过。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却可以直接写“中国石门坎”。伯格理牧师曾在那里创造了“奇迹”。北大的陈浩武教授近几年在调查石门坎现象，看到伯格理牧师如何用信仰来进行乡村建设。他在接受某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伯格理牧师当时如何融入石门坎的苗族人当中，以及那些苗人怎样接受这位“外来者”。

以下为陈浩武教授在采访中谈伯格理牧师进入石门坎的相关内容：

伯格理是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受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召唤到中国传教。他在中国的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云南昭通，在那里呆了17年，并已经成为昭通地区的主教。由于他开始在传教的过程中，主要是针对汉人，尤其是汉族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所以成效不大。我们知道，儒家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视野下，认为文明是有文野之分的，历史上中国人的看法是认为中华是天下的中心，西方和其他地方都是蛮夷。所以他们有一种中华文化中心论，有一种中华文化的高贵感和优越感，而对西方的文明采取排斥和鄙视的态度。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观，伯格理在昭通的传教并不顺利。据历史记载，伯格理在昭通传教17年，接受洗礼的教徒不到30人，而且这些人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状态。

其实伯格理在昭通传教的过程中，他根本不了解石门坎，他并不知道花苗人、也不知道石门坎，尽管这两个地方并不遥远。但是当时的苗人属于社会的最底层，属于奴隶，他们没有任何财产或权利。由于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也不可能走进或引起伯格理的关注。

真正引起伯格理对花苗人的关注源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贵州的安顺，也就是今天的黄果树这一带，当时也有另外一个传教士，叫党居仁。他和伯格理不属于同一个教会，而是另一个差会的派遣者。但是党居仁有天突然发现走在路上的四个人，他们的服饰与在安顺看到的其它少数民族的服饰是不一样的。他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向当地人了解。当地人告诉他，这些人是花苗，是居住在威宁和乌撒的少数民族。当时党居仁便非常友好地接待了这几个花苗人，并且拿了饼干给他们吃。这些苗人从来没有受到别人如此和善的对待，何况这是个洋人。他们非常高兴，并且觉得饼干非常好吃。党居仁就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食物。这四个花苗人于是对党居仁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当时党居仁就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他，他会为他们提供帮助。

后来这几个人真的遇到了一件事。他们在打猎中，打到一个野猪，但是野猪被当地的土目彝族人抢走。彝族人是花苗人的统治者，是土司土目阶层。他们认为花苗人没有土地，没有森林，没有河流和财产，花苗人打的野猪是在他们的森林中打的，因而这个东西本来就属于彝族人，于是他们把野猪抢走。如果在平时花苗人也就忍气吞声，没有办法。但是他们想到当时给他们饼干的洋人说能够提供帮助，于是他们就去找党居仁。党居仁便给当地的官府写了一封信，后来官府判定把这头野猪还给了花苗人。这件事情在当地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花苗人，把党居仁称作“眼镜有鸡蛋那么大的洋人”，因为党居仁带着眼镜儿。他们对党居仁非常有好感，所以后来经常来找他。党居仁了解到他们从威宁走到这边太远，大概要走15天左右非常辛苦。因此党居仁就对他们说，你们住的地方离昭通很近，那边也有一个牧师叫伯格理，他同样可以帮助你们。于是党居仁就写信给伯格理，让花苗人去找他。

所以，历史的事实是，伯格理在没有去石门坎之前，是花苗人主动找到了他。这些花苗人怀着信任的心情来昭通找到了伯格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十几个人、后来上百个人一起走到了昭通，这才使伯格理了解到花苗人非常需要他。所以这时，伯格理才决定将他在昭通传教的重点，从对读书人的传教，转为对花苗的传教。他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苗疆部。这个苗疆部就是专门开拓对花苗人传教的领域。

伯格理到了石门坎以后，对花苗人非常尊重，他可以和苗人同甘共苦，努力学习花苗的语言，尽量多与花苗人沟通。他还穿上花苗人的服饰，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与花苗人住在一起同吃同住，赢得了花苗人极度的好感。并且他帮助花苗人治病，为其提供卫生知识，教他们认字。从最初来讲，伯格理和花苗人的联系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后来他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花苗人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

大家知道，苗族人是蚩尤的后代，他们在与黄帝炎帝争夺中原战争失败后，被炎黄的部队从中原赶杀到了西南绝境。在苗族的传说中，苗族是有文字的，但是在他们逃难路经大江大河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字和书籍都被河水冲走了。那么伯格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他们发明了花苗文字，花苗文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苗族人受教育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用花苗文翻译出了《圣经》，用花苗文版的圣经在整个乌蒙山区，在西南苗族人的聚居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信仰。用信仰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使苗族人接触到现代文明和现代的知识。

后来伯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用花苗文编写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在整个乌蒙山区开展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扫盲的活动，使整个大花苗族开始努力识字，掌握新的知识。他对社会的改变从这两点开始：第一，带来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第二，带来了教育和文化。这两种东西被根深蒂固在苗族的社区当中，就使这个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前面说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花苗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上层是土司和土目，再上层有汉人和官府。几千年来，包括儒家在内的教育和文明都没有对苗人产生过影响，因为汉人的中央政府和儒家的文明，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过花苗族。他们认为苗人乃化外之民，没有对其进行过教化和文化的影响。2000多年来，实际上伯格理和他带去的基督教文明，是第一种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苗人，这点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陈浩武教授受访全文：我是怎样源起石门坎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