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教会培训机构成员：年轻人解构信仰的五个真正原因

本文由美国教会培训事工Carey Nieuwhof千禧一代成员Joe Terrell所写。原文链接。

作为威胁基督教的新趋势，解构已成为描述多种属灵经历的“包罗万象”式术语。不同的人用解构一词表达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彻底摧毁，对一个人信仰传统的批判性重新评估，或者对怀疑和问题的坦诚承认。

北美的教会成员人数和宗教机构数量处于历史最低点，即使“解构运动”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也无济于事。

根据Brian Zahnd在他的作品《当一切着火时》（When Eveything Catches Fire）中的说法，解构是“基督教信仰的危机，它要么导致对基督教的重新评估，要么完全放弃基督教。”

因此，首先，解构并不等同于放弃信仰。虽然可能每个放弃信仰的人都先经历了解构的过程，但不是每个解构的人都放弃了信仰。这是一个重要区别。

其次，将解构称为“运动”并不恰当。运动意味着一群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向着同一目的地前进。解构与其说是一场运动，不如说是一场爆炸——因为解构造成的结局几乎与人们最初选择解构的原因一样多。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人们解构的程度千差万别。这个程度取决于个人在信仰和教会方面的独特体验。（例如，在成功福音教会中长大的人与在原教旨主义浸信会传统中长大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构）。

而且根据人们解构的内容，他们最终可能会在解构后获得更真实而坚定的信仰。简而言之，不存在“一刀切”的解构叙事。

我不认为解构的所有原因或结果都同样有效和合理。如果不加以控制，解构可能会演变成破坏性的犬儒主义、自以为是的判断和空洞的虚无主义（更不用说全面放弃信仰了）。

但在瞄准雅克·德里达或后现代主义之前，我认为教会领袖应该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会众）诚实地评估可能催化或加速人们解构的制度性原因。

作为一生都在与属灵怀疑和不安全感作斗争的千禧一代，我认为教会必须为无法相信、充满疑虑、以及不合群的人开辟空间。

以下是年轻人解构信仰的五个真正原因。

1、对大型机构的信任度全面下降

在大众信息、“假新闻”、脱离群众的政客、#MeToo运动、收入不平等、阴谋论、公共卫生危机和荒谬的政治戏剧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失去对大型机构的信心。

现代社会的四大主要制度支柱——政府、商业、媒体和教会——更有可能被视为腐败、低效和自私的机构，而不是值得信赖、有效和无私的机构。

通常，我们希望公共机构帮助塑造性格、道德和对“共同利益”的相同愿景。但是，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美国人如何对一切失去信心？”的评论文章中，作者Yuval Levin写道：

“当我们不再相信一个机构发挥着道德或塑造作用，即教导机构中的人要值得信赖时，我们对一个机构失去信心。”

根据盖洛普的年度诚实和道德调查，美国人对牧师和神职人员的信任度处于历史最低点。当然存在代际代沟：虽然51%的55岁或以上的美国人对教会领袖有好感，只有24%的18至34岁的人表示牧师和神职人员“非常诚实”。

这种玩世不恭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千禧一代（1981年至1996年出生）和Z世代（1997年至2012年出生）成长于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稳定因制度缺陷而加剧的时代。在所有这些破坏中，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对自己负责的救赎性反主流文化。（例如，根据一项惊人的统计数据，35岁以下的新教徒中10人就有1人离开了教堂，因为他们觉得对性行为不端的指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年轻一代似乎比机构本身更渴望让机构对其不当行为负责，尤其是在性虐待、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财政不负责任方面。从“PreacherNSneakers”到一连串备受瞩目的性虐待丑闻和有害的领导层曝光，对教会的机构性信任逐渐崩溃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教会”不是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机构，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以耶稣的生活和教导为中心的众多教派、运动和传统。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作为一个单一实体的看法很重要——即使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公平或是在智力上偷懒。因为教会宣称会坚守更好的道德标准，制度上的失败和不信任总会向外蔓延。

2、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多样化、可访问和移动的世界中

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不必担心他们的信仰会受到其他真理主张的考验。你只是在你出生的宗教体系中生活、死去。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这样。全球化、移民和国际旅行为结识不同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背景的人提供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而且，就像宗教改革时期的印刷术一样，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为多种声音、观点和体验打开了大门。

神学家格雷戈里·博伊德在《怀疑的好处》（The Benefit of the Doubt）中写道：

“当你不与信仰不同的人进行个人接触时，保持对信仰的确信要容易得多。但当你遇到不同信仰的人，而那些人的真诚和虔诚让你自愧不如时，事情就变得有些困难了。”

与前几代人相比，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基督徒更有可能与生活、外表和信仰不同的人一起上学、工作并建立关系。关系亲近度对文化接受、社会意识和人际同理心具有重大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基督徒不应该将宗教自由和文化多样性视为对福音的威胁。毕竟，基督教是地理上最多样化的宗教。

然而，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认为，美国成为以非白人为多数人口的国家“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消极的发展”，这是个发人深省的提醒：世俗主义并不是腐蚀基督徒见证合法性的唯一力量。

3、表现出色的基督徒只是太疲倦了

我怀疑对很多事工领袖来说，谁在解构比解构的原因更让他们痛苦。

如果是灵性上不追求或是以消费者的心态去教会的人解构他们的信仰，没有人会为此失眠。但如果是一个受欢迎的基督徒歌手/词曲作者、前传教士、敬拜团成员或积极参与教会侍奉的志愿者解构他们的信仰，人们会开始关注。

社会学家乔什·帕卡德（Josh Packard）和阿什莉·霍普（Ashleigh Hope）早在2015年就开始敲响警钟，在研究人们“放弃”教会的原因时，他们从项目的采访阶段开始注意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模式：许多离开教会的人曾被认为是教会中最有力量、最活跃的成员。

帕卡德和霍普在他们的《教会难民》（Church Refugees）（事工中的每个人都应该阅读的）一书中写到：

“他们对上帝和宗教表现出极端的献身和奉献精神，他们真诚地相信教会机构可以修复和恢复。他们相信值得为之奋斗直到他们不能继续做下去。”

帕卡德和霍普还注意到，许多“脱离教会”的人曾积极寻找志愿机会和领袖职位，并花费数年时间在教会生活上。他们是会众的“行动者”。

如果一些被认为解构信仰的人，从根本上看，只是存在性疲倦的副产品呢？解构可能是一种被动的体验，一种因精神疲惫、不堪重负和脱敏而加剧的缓慢侵蚀。

有那么多正在解构的年轻人曾经是他们的教会、青年团体和大学事工中最活跃的成员，这是有原因的。（毕竟，千禧一代是所谓的“倦怠一代”的一部分）。

不仅仅是年轻人精疲力尽。仅在过去一年，就有38%的教会领袖考虑过离开事工。虽然因为事工感到疲惫不一定与解构信仰相同，但不应忽视这两种结果之间的联系，因为一个总在另一个之先。

4、服从优于联合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模棱两可、好奇和神秘是他们信仰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幸的是，许多信仰团体将门徒训练的道路缩小到一套僵化的教义立场，这也是部落身份和自豪感的来源。

正如邦妮·克里斯蒂安在她的《灵活的信仰》（A Flexible Faith）一书中所写：

“我们可能被困在自己的小水池里，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正统的潮流是宽阔、深沉和美丽的。甚至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们就确信自己的基督教传统是给不信者的唯一的基督教信仰。”

这绝对是一场悲剧。当涉及到属灵的事情时，问题和怀疑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一个困难的神学主题，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或方法可能存在于正统溪流更古老或更深的部分。（相信我，你能提出的所有疑问，神学家和哲学家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

假设一个教会或教派不鼓励对正统采取慷慨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好奇和怀疑的基督徒通常面临两种选择：他们可以自我审查以免被贴上“分裂”的标签，或者他们离开并在别处寻找社区。

测试看看：如果你的教会中每个人都被期望看起来、说话、思考和信仰都和你一样，那么你的教会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受欢迎。相反，你创造了一种为了一致性而牺牲联合的文化。

我认为许多教会领袖都忽略了一个机会：平信徒比教会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就圣经解释、神学和应用进行充满活力和复杂的哲学对话。换句话说，年轻人想要深入。

诚实和真实的社区不会羞辱或诋毁那些有疑问或提出问题的人。相反，健康的社区为艰难的对话、模棱两可和成长开辟了空间。

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从上层开始建造。年轻一代更容易追随谦逊、敏感和真诚的领袖，而不是“有所有答案”或“总是有最后决定权”的领袖。

5、基督教社区接受政治偶像崇拜和阴谋论

在现代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解构变得更加“主流”并非巧合。最近评论解构的“热门话题”都没有意识到教会内部存在极度政治性的党派问题，尽管这是我从解构人士那里听到的最常见的抱怨。

前传教士艾米·彼得森在《良善仍在生长的地方》（Where Goodness Still Grows）中写道：

“我这一代人离开[教会]并不是因为狡猾的无神论教授找到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个教会更感兴趣的是捍卫政治权力而不是爱他们的邻舍。”

对于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通过公共政策引导我们的信仰，基督徒之间总有分歧。这都没关系。但是，正如提姆·凯勒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所写：

“虽然信徒注册成为某一政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但他们不应将某一政党下的基督教会或信仰视为唯一的基督信仰。”

在与社会正义有关的问题上，你可以将教会内部党派政治的影响看得最为清楚。倡导社会变革和问责制已融入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世界观。但即使是“社会正义”这个词在一些基督教圈子里也引起了争议。

年轻基督徒想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将此作为活出信仰的表达，而不是信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不公。没有人愿意在一个只为自己服务的机构中侍奉。需要明确的是，福音不是社会正义，但指出那些使贫困、种族主义和性虐待循环永存的制度不应该被视为对福音的“威胁”。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阴谋论在基督教社区中的恶毒传播和广泛接受。

根据2021年PRRI的一项调查，美国每4名新教基督徒中就有1名同意这一说法：“美国的政府、媒体和金融界被一群崇拜撒但的恋童癖者控制，他们在全球开展儿童性交易活动。”与那些认为自己“无宗教信仰”的人相比，基督徒陷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阴谋论的可能性是他们的两倍。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前20个基督教脸书页面中有19个由东欧巨魔农场运营，俄罗斯特工故意通过脸书广告瞄准美国基督徒，以在选举季节传播错误信息并造成分裂。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教给你洞察力的人落入阴谋的兔子洞或屈服于煽动性的错误信息是多么令人沮丧。正如Carey在一篇博文中所写的那样，“当基督徒失去理智，人们失去信仰。”

不一定非要这样

我认为，波兰哲学家Leszek Kolakowski的这句话最好地概括了教会领袖和解构基督徒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一，如果不是新一代人不断反抗继承的传统，我们仍将生活在洞穴中；其次，如果对继承传统的反抗变得普遍，我们很快就会回到洞穴中。”

首先，给以解构为荣的人几句话：

反对解构的最大论据是解构本身。解构没有为解构的程度设限。你可以很容易地从另一端走出来，孤独而苦涩，不能给世界或自己带来任何盼望。

没有重建的解构是一场悲剧。如果你走的路不会让你成为一个更慷慨、富有同情心、充满希望和仁慈的人（或者换句话说，更像耶稣），那么目的地就不值得一去。

毫无疑问，基督教文化中有些东西需要接受挑战和重新评估，但尊荣基督的解构以真理和美为乐，而不是愤世嫉俗和傲慢。

最后，对教会领袖说几句话：

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对上一代人的信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解构。而且，正如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这通常是一件好事。

所以，如果你是一名教会领袖，我想提醒你不要直接否认正在解构或离开教会的基督徒的不满和经历。解构播客、博客和在线社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是有理由的——他们相互理解。

解构往往始于对主流基督教文化的善意批评，而不是基督教本身。另一方面，解构在哪里结束（重建开始），通常取决于他们信仰社区内教会领袖的开放、谦逊和同理心。

因为如果人们在教堂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提问和表达担忧，他们就会去别处寻找。若是流放那些对教会怀有正当不满和恢复性愿景的人，我们要对后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