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水、那人——读《广西宣教史》

说来惭愧，多年前，去广西旅游前，朋友好奇地问我，广西都有啥？我空白的大脑只说出了“桂林”和“螺蛳粉”两个名物。

近日读《广西宣教史》，出乎意外地扩展了我对广西的认识，尤其广西的教会历史。确实如该书前言所说，广西宣教史涉及诸多历史人物，是现代信徒不太熟悉的一段历史。读完全书，不仅感叹，宣教士们已经写完的历史，在国内却成为历史的一片空白。当湮没在历史罅隙中的广西宣教史，鲜活而真切地出现在我眼前，令人感动，又引人深思。

山川和贼寇

在第一章介绍广西的山水与人的时候，该书作者林亚设（Arthur Lin）写到，广西长期遭受着动荡不安。“一种玩笑的说法是，广西只出产两种东西：山川和贼寇。”

上帝在广西独特的创造，尤其是桂林的山水，令许多宣教士惊叹。威林士（J. T. Williams）写道：“如果只是说这里的风景很美，实在是太过于平淡。因为景色太壮观了。”（第一章）

虽然山水美丽，但人就没那么美丽了。多山成了匪帮理想的藏身之处。匪帮通常是由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士兵组成。他们拉帮结派，从事油水丰厚的土匪行当。宣教士翟辅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说：“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邪恶的人，我几乎无法相信这帮男女会堕落到如此败坏的地步。”（第一章）而人的邪恶带来的破坏，便是财物的损失。“宣教士的开销各有不同，但是财产遭破坏以及个人财物的损失无疑占了一大部分。土匪洗劫宣教站，从宣教大院、宣教医院和宣教士本人那里带走每一样值钱的东西。河盗掳掠船只，在水路抢夺众多宣教士。”（第十章）

服侍路上，那些鼓鼓囊囊的行李中，大多是救人的福音用品，包括福音书籍。然而，匪帮的眼睛只会盯紧宣教士身上的钞票，却忽视了那更大的财宝——沉甸甸的福音真理。玛门挡住了他们看待生死与永恒的视线。打砸抢劫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

不仅匪帮藐视福音，绑架宣教士，事实上，广西普遍抵触福音的传播，宣教士受到百姓的威胁，甚至遭到暴民攻击。美国长老会的季理文（Donald MacGillivray）写道：“事实上，熟悉清王朝的人都知道，在成功抵抗宣教事工方面，广西仅次于湖南。”（第一章）

那些穿着寒素，劳苦重担全刻在额头的人常对宣教士充满抵触。他们疯狂的抵挡，却遮挡不住他们灵里贫穷的真相。尽管他们抵挡福音，却对所拜的偶像丝毫不羞愧。普遍的迷信成了广西发展落后的因素之一。

魔鬼的行动猖狂。作者林亚设写到，人们不得不祭拜“灶神”，免得大米坏掉；讨好火神“祝融”，以免房屋起火；平息保佑床榻的神，否则孩子睡觉时会哭喊。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必然负担沉重。（第一章）

那宣教的人

书中写到，最早进入广西的新教宣教士是美南浸信会的医疗宣教士纪好弼（R. H. Graves），他于1866年8月抵达桂林。美南浸信会跟随纪好弼早期的脚踪，在1886年或1887年安排了更多的宣教之旅。（第三章）

宣教士们，除了日常的福音讲道、植堂之外，医疗、教育、慈善等事工，这些关乎民生之事，成了他们工作的重点。林亚设写道：“为了拆掉不信任的藩篱，打开福音之门，遵行耶稣医治病人的命令，宣教士们通常会加入医疗事工。”（第九章）

书中提到，宣教士们在广西至少建立十八所医院和麻疯病人收容所。（第九章）说起麻风病，笔者曾亲临广西北海的麻风病村。这是北海普仁医院的医疗宣教士所开拓的村庄。而北海普仁医院也是中国首家麻风病医院，值得一说的是，今天的麻风病村还有牧养麻风康复者和他们后代的教会。我为神在那里的奇妙作为而感恩。爱的服侍不分国界，途虽殊途，但终同归，在基督里，信的人都成了一家人。

在对广西的宣教史中，宣道会对打开广西的福音之门的贡献最大。“在二十世纪中期所有宣教机构被迫撤离中国之前，宣道会在广西拥有最多宣教士和宣教站。”（第三章）

在第七章关于广西杰出的宣教人物中，翟辅民和陈发言都值得一说。宣道会在广西的宣教士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就是翟辅民。翟辅民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加拿大家庭，他父亲从事报业，是多伦多《环球报》的所有者。1899年，翟辅民来到广西。在接下来的三十五年，梧州成为翟辅民服侍的基地。维基百科里有他比较详细的记载：翟辅民帮助成立了当时仍在梧州的建道圣经学院（今香港建道神学院），于1902至1904年担任院长。由于家族的报业背景，1911年，他在梧州成立一家印刷出版社——华南宣道会出版社（即现在的宣道出版社），服侍中国，甚至周边国家。在整个东方广泛地分发书籍。中日战争期间，他被日本人俘虏，关进印尼的集中营，在虚弱和饥饿中离世。（资料来源可点击此）

另外一位人物陈法言（Walter Oldfield），也是来自加拿大。1903年，他接受按立，被多伦多宣道会派往中国广西服侍。大约1920年，陈法言一家打算搬到广西西北更少被人关注的地区。1930年，他接替翟辅民，担任华南事工的主席。作为主席，陈法言每年都会探访广西所有宣教站至少一次。陈法言总共在广西度过了将近四十年，跨越六个任期。（第七章）

广西除汉族人口居多外，也以少数民族众多而闻名，包括壮族、苗族、侗族，然而，在他们当中拓荒的事工并不多。然而，陈法言却对广西的少数民族有很大的负担。

近年，贵州榕江的绿茵场上的呼喊声被不断放大，最终得以让国人乃至世界听到。“村超”引起轰动，被人们热议和追捧。在读《广西宣教史》时，意外发现，榕江在九十年前就火了（宣教的火）。

书中记载这段历史说：1933年，宣道会华南大会在与广西一江之隔的贵州榕江举行。大会要求来自广西的代表不要走便捷的水路，而是从融安徒步到达贵州的榕江，以便能够向沿途的侗族村庄传福音。接下来的几年里，宣道会的宣教士持续前往侗族地区。1934年，陈法言在侗族和苗族地区巡回布道几星期的时间。几年后，一对中国基督徒夫妇从广西来到贵州榕江。那里已超过百人信主，其中多半是侗族人。（第八章）

虽然福音有传到一些少数民族，但是火热的宣教运动，被接下来的战争打断，对宣教的影响之大，简直是灭顶之灾。第五章里记载：从1937年开战到1945年日本向盟军投降，战争给宣教士和宣教站造成严重影响，陈法言一家与一些宣道会宣教士患难与共。在战争期间，宣道会将总部从梧州迁到柳州。神学院勉强运作。日本退出舞台之后，国共双方交战的序幕于1947年拉开。

解放后，宣教士全部撤退后，宣教事业急转直下。美南浸信会在1952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不再有任何南方浸信会的宣教士。”（第五章）自此，广西宣教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

山路、水路，走十字架的路

作者林亚设在最后一章里写到，1952年后广西教会的发展，目前，广西的大、中城市都有教会。然而，在广西几乎看不出曾经受到福音影响的印记，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没有教会。

“我们仍然希望广西境内外的信徒追随在他们以前那些宣教士和基督徒的服事榜样，继续祷告、舍己地劳苦，让中国广西的各民、各族、各部落都认识基督。”（第十二章）这是作者林亚设的期望。

读完最后一章难免心塞，轰轰烈烈的宣教运动，戛然而止。如今回望，这是一段离我们仿佛已经久远的历史，它曾作为现实存在过，但这段历史已经隐藏于我们的视野之外。而《广西宣教史》再一次点燃了我服侍的热情，也让我看到，唯有站在基督的磐石上才是保障，因为其他的地方都在下沉。

在看《10个改变世界的人：圣经启动的跨文化宣教故事》一书时，发现里面竟然有4位（比尔·华理士、李爱锐、师达能、富能仁）在中国宣教。跨文化的宣教不易，然而热情的生命，使他们消弭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甘心为主传那关乎万民的好消息。

《广西宣教史》让读者再次看到，宣教士们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教育、医疗的遗产，更留下了福音的火种。如今，传扬福音的接力棒，仍需要更多人来接棒。“当趁着年轻，纪念造你的主。”常会关注一些宣教网站和宣教事工，发现许多年轻人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前往亚洲、非洲等有需要的地区服侍，他们的勇气令人佩服，也让我心存感恩。

在一个人人都想出名的世代，人们渴望自己的名字见诸网络，人人仰慕，然而，不过多久，名声会被遗忘，短暂的荣耀也随之泯灭无踪。这些年轻的宣教士们知道，在永恒的福乐里，个人的名声和安逸何等短暂。

生活不止眼前局促沉重的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当然，去远方宣教不是脱离了柴米油盐，也不是没有尿臊屎臭，反倒是，要和穷苦的当地人打成一片。去远方宣教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次远行，而是长久地委身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唯有如此，才能道成肉身式地去宣教。

可惜的是，许多年轻人却活在另外一种高考—就业—买房的人生接力赛中。尽管如此，但也并非人们所愿。许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也在不断感叹和抱怨自己的生活处境：高考压力，就业艰难，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收入低下而上司的脾气又那么糟糕，孩子幼儿园的学费还没有落实，同事的婚礼又要随礼。如此等等。本是生命蓬勃的年纪，仿佛已到了看不到希望的老年。年轻人何尝不是我们宣教的对象呢？

如今，这个世界的喧哗早已淹没了历史中那些宣教士的声音。那山，那水仍在，那宣教的人，早已歇了地上的工，但那隐遁于历史里的舞台还在，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场域。

在宣教的大军里，他们不是第一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人。今天的宣教士在哪里？从广义上的宣教来说，你我都是宣教士。不必每位基督徒都需要去远方宣教，我们身边的环境就是我们的禾场。福音的种子已经扎根神州大地，我们就是那世上的光，各自携带自己的光源，告诉黑暗中的人们哪里有磐石可栖。

注：《广西宣教史》 作者：林亚设（Arthur Lin）（目前国内没有纸质版，只有授权的电子书，没有页码，引用的内容只能备注来自哪一章）